我的父亲刘伯承

刘弥群着

目录

自序

我的父亲刘伯承……刘弥群

父亲刘伯承在长征中……刘弥群

刘伯承女儿刘弥群谈刘邓关系……张力

父亲不愿自称军事家

——刘伯承之女刘弥群接受《环球人物》杂志专访……李荣刚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

——在纪念建军节85周年会上的讲话……刘弥群

五种信念

——在电视连续剧《刘伯承元帅》首播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刘弥群

兵民是胜利之本

——在大型电视连续剧《太行之脊》首播仪式上的讲话……刘弥群

北戴河回忆……刘弥群

后记

自序

我一直深爱我的父母。我经常想，我有这样的父母，真是太幸福，太幸运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生我、养我，更重要的是我敬佩他们对信仰的执着，对事业的忠诚，对革命工作的热爱。但是我年少和年轻的时候，更多是顾着自己读书学习工作，很少去了解他们的过去，很少去研究他们的思想境界，我现在想起来，还真是挺后悔的。后来，随着年龄增大，又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我逐步形成强烈的感悟，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思想境界，是多么的伟大，乃至于对我们的年轻人，对我们民族的未来，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2002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我才得以帮助我母亲整理我父亲浩繁的手稿和有关的资料。在这项工作中，我才较为深刻地体会到我父亲的人格魅力、军事才能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于是我写了一些体会性文章，也接受了一些采访，都是陈述实情。现在我选了其中《我的父亲刘伯承》等八篇文章，后面附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朱德总司令的《祝刘师长五十寿辰》，还有一篇是我母亲汪荣华的《征途漫忆》，我认为这两篇文章更能反映我父母的情况。这本书中还有许多历史照片，有些可能未发表过，图文并茂，希望大家喜欢。

总之，我写这书的目的，就是希望年轻人窂记历史，发扬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把他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

刘弥群

2018年5月8日

我的父亲刘伯承

刘弥群

（原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杂志2005年第10、11期）

1986年10月7日，敬爱的父亲离开了我们，至今已经快20年了。虽然时光易逝，但父亲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对父亲挚爱的怀念依然常忆常新。每每念及父亲，我都会情不自禁的联想起父亲对我的许多教诲，想起父亲曾经和我说过有关他的许多历史往事。父亲说，他告诉我这些，并不是让他的后来人仅仅记住一个刘伯承，而是要记住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他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联。是的，父亲的一生忧国忧民，始终走在中国革命历史的潮头，历尽大浪淘沙，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他在我的心中，不仅是新中国的一代开国元勋，更是一个慈祥和蔼的长者，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出身贫寒，历经苦难，奠定了父亲革命生涯的基础

1892年12月4日，父亲诞生于四川省开县（今属重庆市开州区）浦里区赵家场乡张家坝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原名刘明昭，字伯承。父亲的少年时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贫困的家庭生活，黑暗的社会统治，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都对父亲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父亲在少年时代心中就渐渐地萌发了反对压迫、追求真理、消灭剥削的思想。

父亲小时候聪明好学，虽然家境贫寒，但是爷爷奶奶看到没有文化受人欺辱，便举债供他读书。在他12岁那年，父亲与爷爷同时参加乡举科试，因为是吹鼓手出身而被逐出考场，此事成为父亲一生难忘的屈辱。通过此事，父亲更加体会到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当时，父亲的学堂里有位教书先生叫傅让三，经常向父亲讲革命道理，推荐阅读报刊上那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是父亲后来走向革命道路的启蒙者。

1908年深秋的一天，父亲被几位要好的同学拉到黄陵城，凭吊前人的丰功伟绩，抒发各自的理想和抱负。父亲慷慨激昂地说："大丈夫当仗剑救国救民于水火，看来，我只有走弃文从武这条路了！我一定要拿起刀枪来改变这个极不公平的世道！"

父亲17岁那年，适逢清政府学习西方统治方法，在全国普遍兴办警务。他怀着"除暴安良"、"救国救民"的美好愿望，应募当了开县一名巡警。父亲应募当巡警不畏权势，铁面无私，惩治了不少奸商恶棍。但是一次，他抓的奸商李宏泰托人给知县送了1000两银子，只关了半天就被放了出来。父亲知道靠当一个巡警来"除暴安良"、"救国救民"是行不通的，一气之下，他毅然脱了警服，又去寻找革命的道路。

苦心求索，救国救民，从旧军人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开县大地。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兴奋极了，他说服家人参加了川军，开始追随孙中山，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历经10年军旅，父亲由一个士兵逐步晋升到旅长，成为一名川军的年轻将领。1923年秋，父亲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右腿负伤。在成都疗伤期间，他心里苦闷烦恼，闭门谢客。此时父亲目睹了由于军阀混战，人民大众的痛苦日益深重。面对冷酷的现实，反复思索着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怎样才能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此时，军阀中有人派大员重金促请父亲重返军旅，都被他坚决拒绝。他对前来游说的坦言道："伯承从军是为救国救民，决意不再去为某些人争夺地盘卖命了。"

1925年，父亲遇见了分别三年的好友吴玉章，通过吴又结识了杨闇公。父亲与他们论说形势，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眼界大开，思想产生了飞跃。他以为，救国救民必须"要到民间去才有办法，要以民众为后援，尤其是无产阶级，不然就谈不上革命。"当杨闇公就加入中共组织的事情向父亲征求意见，父亲坦率地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积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父亲对参加革命组织的慎重态度，使杨闇公深为感动，对此赞叹不已"这是何等的真切，何等的真诚！伯承比起那些因情而动，随波逐流的人来高出万倍。"

父亲经过一年多的考察和革命实践活动，认真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最终形成了崭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坚定了加入共产党的信念。他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6年5月，父亲由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父亲与杨闇公、朱德等人一起组织泸（州）顺（庆）起义，起义经历了167天，终因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这次起义惹恼了蒋介石，他下令悬赏5万元大洋捉拿父亲。1927年7月，父亲虎口脱险来到武汉。此时，刘湘等大军阀熟知父亲这个川军名将，纷纷派来说客，以高官厚禄进行拉拢。然而，父亲虚与委蛇，深居简出，以修养为由，等待党的召唤。此时，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组织发动南昌起义，父亲受命担任了南昌起义参谋团的参谋长。

1927年8月1日凌晨两点，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和父亲等人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革命的第一枪。从此，父亲的命运与人民军队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为其成长壮大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对此，父亲曾多次和我说过："自己从旧军人成长为革命军人，完全是由于党的引导，党的培养的结果，否则是不可能的。"

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堪称读书学习的模范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父亲总是临危受命，指挥打胜了许多大仗恶仗。在指挥作战中，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前线调查研究，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总是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被誉为"战神".父亲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来源于对政治、军事、经济及科学知识的系统掌握，来源于对革命战争实际情况的准确理解，来源于对战争指挥实践和经验的总结，而这些都离不开他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学习。

少年时，父亲在私塾先生的教导下，经常读书到深夜。几年下来，对《四书》、《古文观止》、《左传》等都已熟记于心，对《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故事也特别熟悉，经常在放牛、割草的间隙，与小伙伴们摆起"龙门阵".这些为父亲的军事指挥艺术形成，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文化根基。

父亲一贯坚持军事斗争的实践离不开军事理论的指导作用，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和机会学习各种军事理论。他对古代兵书十分熟悉。他在革命战争中努力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他也注意研究外国着名军事家的思想，研究外国的战争经验，研读苏联红军的各种作战条令、司令部建设、正规战、游击战战术，研读外国军事名着。刻苦学习与战争实践，形成了父亲特有的指挥艺术和风格。

为了学习知识，提高才能，父亲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艰辛。1927年年底，中共中央派父亲到苏联军校学习。当时父亲已36岁了，在中国学员中的年龄最大，在学习中首先遇到的就是俄文这关。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书籍，听懂苏联教官讲课，他拼命地学习俄文。他除了自备单词小本外，每日都在左手手心上写满生词，完全记熟后再另换新词。有的同学见父亲过于繁忙，要主动为他当翻译，以减轻他的压力。但父亲却说："老弟，那可不行，学习怎能让别人替代？得自己学。"他看书的时间长了，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眶磨得生疼，他就把假眼球取出来接着看书。夜深人静，在学校的走廊间、操场上还能看到父亲在刻苦背记俄文。凭借这种顽强的学习精神，父亲终于攻克了俄文这一难关。

当年，父亲在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的教室里，曾看到这样一幅标语："离开实践的理论是死理论，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瞎实践。"这一警句对父亲军事思想的形成乃是深刻的启迪。军事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所以，他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战斗多么紧张，他都坚持刻苦钻研马恩列斯的原着，学习毛主席着作。这对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来观察问题、指导战争，辩证地解决战争中的诸多难题，打下了牢固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功底，父亲"着眼全局"的军事指挥艺术就是这种功底的最好的体现。

运筹帷幄，英勇善战，为人民解放驰骋疆场打江山

父亲戎马一生，运筹帷幄，英勇善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成功地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取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

父亲是我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早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前，他就组织指挥了泸（州）顺（庆）起义，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斗争史上写下了最早的一笔。随后，又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壮举。1930年8月，父亲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先后担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总参谋长。这个期间，他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长征期间，父亲无论是任先遣，还是作殿后，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每次指挥战斗都注意实地侦察地形，访问群众，了解敌情，熟悉我情，选择作战时机，明确作战任务，从而迭挫强敌，表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被同志们赞誉为党内的"孙武".

在抗战中，父亲军事指挥艺术日趋成熟。随着战争实践的锻炼与考验，父亲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他所掌握的军事理论也进行了检验。这一时期，他指挥部队打了很多胜仗，总结了许多战役战斗的经验。夜袭阳明堡，是父亲任八路军129师师长打的第一个漂亮仗。这一仗，我军以极小的代价毙敌百余名、炸毁敌机24架，不仅狠狠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敌人，而且有效地支援了正面进攻，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抗日信心和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七亘村重叠设伏，是父亲指挥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伏击战，他料敌如神，出奇制胜，在3天之内、在同一地点连续两次伏击日寇，毙敌400余人，缴获骡马35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神头岭打援，是父亲的又一神来之笔，这仗共歼敌1500余人、缴获大量后勤物资。从此，父亲指挥的第129师，被日军视为太行山上神秘而又可怕的对手。父亲对战斗及时而全面地进行了总结，写出了《击退正太路敌人六路围攻的战术考察》、《论游击战与运动战》等军事着作，还编译了几十万字的外军军事着作。父亲悉心研究中外兵法，并将这些战争理论与中国国内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指挥艺术不断得到发展与升华。就连同父亲交战的对手也都承认他的战术高人一筹，日本伊藤少将既佩服又无奈地说："行踪飘忽，出没无常，我进则彼逃散，我停止则彼出现。"

在解放战争的军事实践和经验总结中，父亲军事指挥艺术全面完善。这一时期，父亲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必须与打敌弱点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必须与分遣兵力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必须与机动歼敌相结台，集中优势兵力必须与多种战斗队形的结合运用与交换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必须与打敌中心相结合"等作战思想，集中用兵、夺取要点、分割围歼、诱敌冒进、关门打狗、远距奔袭、围点打援、调虎进山、尾追拖敌、侧阻迎打、围师不阙、佯动疑兵、奇正相生等作战思想和战役战术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在父亲的指挥下，才有了这一幕幕中国革命战争的活剧：

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大捷，用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迫使蒋介石在《双十协定》上签宁，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斗志，保证了毛主席安全回到延安。鏖战冀鲁豫，粉碎了蒋介石的"黄河战略",开辟了鲁西南战场，从而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征战中，在强渡汝河的紧要关头，父亲一声号令"狭路相逢勇者胜",部队硬是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条血路，挺进大别山，为我军的战略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逐鹿中原，父亲表现出独具匠心的指挥艺术，打洛阳、夺宛西、西出襄樊、北上郑州，把蒋介石牢牢地钉在了中原"十字架"上。决战准海，父亲运筹帷幄，精心筹划，"调虎进山"、"关门打狗",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协力歼灭国民党精锐主力共55万5千余人，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此，父亲当年在为中原野战军《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的题词中说："双堆集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我在转换关头上运用不同战法而持之以顽强，必须着重研究而发扬之！"这一精辟的见解，是父亲对淮海战役的科学总结，也是他在这场伟大战略决战中超凡的指挥艺术的光辉纪录。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展现出父亲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过长江，解放了国民党盘踞了22年之久的南京和长江沿线，敌人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彻底崩溃，蒋家王朝土崩瓦解。进军大西南，父亲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弩之末发动了数个战役，用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西南地区。为此，父亲在给二野三兵团《西南进军作战经验汇集》的题词中写道："西南进军是在毛主席的战役指导下，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上进行的。在部署上为出敌不意，突然拊其侧背，断其逃路。在行动上，则猛打猛追，使敌人无喘息余地，更来不及变动原来部署，被动应战。在政策上，尤以本军委布告的八项切实执行，收效很大。"这一独到见解，是父亲对进军西南的科学总结，也是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浓墨重彩的又一笔。

九次负伤，痛失长女，更加坚定革命到底的信念

父亲戎马一生，作战勇敢，冲锋在前，曾9次负伤，其中重伤3次。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初期，由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他痛失最爱的长女。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立党为公的初衷，反而更加坚定了他革命到底、无私无畏的坚强信念。

失去右眼：1916年父亲在参加护国战争的丰都战斗中，为掩护部下头部连中两弹，一发子弹擦伤颅顶，另一发子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穿透右眼射出，失去了右眼。当时由于缺医少药，又延误了治疗时间，伤口感染化脓，危及生命。在地方好友的帮助下，他们秘密潜入城中，找到德国着名医生威廉·阿曼作手术。当父亲听说用麻醉药后对大脑神经功能会带来不利影响时，就坚决拒绝麻醉。在无麻醉的情况下，医生为他清除眼眶内的腐肉，手术中，父亲的双手紧紧捏住手术台的木角，咬紧牙关，强忍剧痛，坚持了整整3个小时！手术结束后，德国医生问到"疼得厉害吧？"父亲忍住剧痛幽默地回答"割了74刀".忍受这74刀，需要何等的毅力！德国医生感叹不已："佩服，佩服，我衷心佩服刘的坚强意志和无比的毅力！"这实在是比三国时期关云长刮骨疗伤更胜一筹！

右腿中弹：1923年父亲追随孙中山讨伐吴佩孚。9月10日下午，讨贼军分三路进攻大足，父亲正在迫近敌阵地察看地形时，对面敌人开了枪，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股动脉。随行副官立即对伤口进行了止血包扎。11日凌晨，在成都法国医院院长艾毓梅的建议下火速将昏迷不醒的父亲送到成都抢救治疗。艾毓梅主张进行截肢手术，父亲坚决不同意。经一段时间治疗，父亲的腿竟奇迹般地好起来了。出院时，艾医生送给他一副拐杖："手术损伤不轻，愈后必成曲腿，拐杖可作终生伴侣。"父亲笑着说："世上有拿着拐杖走路的军人吗？请留下送给别人吧！"父亲为了恢复右腿功能，每天用力伸拉，虽疼痛难当，仍坚持不懈，还强令勤务兵帮他压腿，有一次因动作太猛，父亲痛得昏了过去。就这样，他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右腿恢复如初，又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

痛失长女：1945年8月19日清晨，刚开完七大会议，正准备回太行山的父亲接到延安保育院来电话，说大女儿华北出事了。当父母急冲冲地赶到了保育院窑洞才知道华北被人勒死在床上，凶手把孩子的肚子剖开，把下身切下来带走了。看到自己的亲生骨肉惨遭杀害，父亲万分悲痛，他对部下和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坚定地说："敌人以为暗杀我的女儿，我就会五心不定对他们手软，这是痴心妄想！孩子的惨死对革命也是有贡献的，警告我们永远不能麻痹，只要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这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父亲安葬女儿后，马上赶赴前线指挥上党战役，歼敌3万5千多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给进犯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打败蒋军的信心，加重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筹码，迫使蒋介石在《双十协定》上签字。毛主席就是在上党战役的凯歌中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淡泊名利，忍辱负重，方显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

在战场上，父亲是足智多谋、用兵如神、威震敌胆的常胜将军；在工作中，他是一位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良师；在生活中是一位和蔼可亲、严格宽厚、德高望重、平易近人的长者。父亲从不为胜利骄傲，始终保持清醒，谦逊地把自己当作平凡一人、普通一兵，礼贤下士，谦恭诚笃，自觉服从大局，摆正个人与党和革命的关系，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坚持用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看待历史、看待人民、看待英雄、看待自己。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有的人生态度，也体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应具备的高尚品德。父亲有两句名言：一是"要向牛学习",牛有两只角，对敌人敢斗，然而对人民却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二是"竹竿虚心为我师",他说，你看那山上的竹子，四季常青，不管长得有多高多大，"心"总是"虚"的，我们就应该学习竹子这种精神。

1949年7月中旬，中央军委发出向华南、西南进军的指示。在父亲率领的二野部队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穷追猛打的军事行动面前，盘踞在四川的国民党部队很快土崩瓦解。到12月27日，西南战役遂告胜利结束，共歼敌96万人。在这一胜利面前，父亲坚持一贯的谦虚礼让的品德，不抢功，不争利，他带领二野部队守在成都城外3天，直到兄弟部队到达成都。父亲请兄弟部队先进城，二野部队随后才进城。

解放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有"刘伯承"这样一个条目，开头是这样写的："刘伯承（生于1892年）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当有关部门拿着初稿去征询他的意见时，他拿起毛笔，毫不犹豫地把"革命军事家"后面的两个字勾掉了，恭恭敬敬地写上了一个"人"字。这样一来，"革命军事家"就变成了"革命军人".当时秘书就在旁边提意见说："我们都是革命军人，您这么一改，那还有什么区别？"父亲当即严肃而幽默地说："大家都是革命军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区别嘛。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之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的形势，父亲深刻认识到新的历史时期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转轨的重要性，他不辞劳苦、白手起家，搞军事院校建设。1950年11月30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首任院长，奠基了现代军事人才的摇篮。

在军事学院工作期间，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言传身教，身先士卒，从军人举止到教育训练，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谨治学，孜孜不倦，亲自动手并组织翻译教材，亲自编写教学大纲，亲自主持军事科学理论专题研究，亲自培训教员和讲授重点课目。对建院和教育训练的进展情况和主要工作，除赴京当面向军委请示汇报外，坚持以他院长兼政委的名义，每两个月向军委和毛主席呈报一次书面综合报告，长年累月，从不间断。这些报告，大都是他亲自调查研究，召集部门领导反复讨论，然后亲自动手写成的。即使同志们看他太忙，帮他起草后，他也只当资料和参考，坚持亲自改写，一丝不苟。父亲"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的工作作风，对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大有裨益。

正当父亲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一意打造"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的时候，谁也不曾想到一场浩劫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被卷入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而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

1956年1月，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五周年校庆。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视察了学校，并给予了高度评价，父亲感到了由衷欣慰。但是就在这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一出，举世震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也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着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6月，党中央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对此，父亲敏锐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先后二次从北京写信给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也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对主观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做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我作为院长兼政委这个主要领导责任更大。

1956年年底，原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员、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师长崔建功来医院看望父亲。父亲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朝鲜打了胜仗回来，心里非常高兴，他们便在小客厅坐下拉起家常。在谈到上甘岭战役时，父亲意味深长地说："军事原则，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如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谁都会这样说，关键是要活用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来运用，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你在上甘岭打得好，但军事学院并没有教给你怎样打上甘岭战役，只教给你一些基本原则。到了战场上，就要靠你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

他还举例印证说"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着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

父亲强调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是否定一切。显然这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运动而言的。

1957年春天开始，军事学院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2月下旬，国防部派工作组，进驻军事学院进行调查。3月初，工作组向军委写了专题报告。这个报告对军事学院工作的评价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武断地说"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国防部就此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

面对这种莫须有的冤屈，父亲忍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没有发牢骚、讲怨言，而是从全党、全军的大局出发，对这个报告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虽因脑部旧伤复发一直在上海治疗，但仍指示学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并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

1958年7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主要的议题就是批判教条主义。当时，父亲因病请假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但工作组却派人专程到南京请父亲到会，此时父亲才知道反教条主义是指向他本人的。因思想毫无准备，父亲一夜未眠。左眼球开始发红，在火车上他仍难以入睡，急火攻心使他的眼压高达73度。因母亲事先知道毛主席曾说过："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个态就行了。"因此火车一到北京站，母亲就和前来接站的军委办公厅领导商量："是否让伯承同志回家里休息一下。"但却得到了生硬的回答："不行，大会还等着呢。"就这样，父亲从车站直接被接到了会场。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父亲由人搀扶着刚刚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立即掌声大作，持续了约半分多钟才逐渐平息。这掌声，包含着许多人对父亲的欢迎和爱戴，也伴随着会心的理解和同情。

父亲被搀扶到讲台前，开始宣读自己的检讨。严于律己、严于责己，但又实事求是的父亲，在讲自己时，违心自责、委曲忍让，在讲工作和别人时，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检讨作罢，台下再次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后，父亲被直接送到了北京医院，在医院期间，父亲按工作组的要求还在写检查。豪爽耿直的陈毅赶到医院探视，看到此景气愤地说："你写啥子检查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1958年冬天，父亲写信给毛主席，因身体不支，要求辞去军事学院院长职务，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但是，时间能够见证一切，历史是最公正的。1986年10月7日，在父亲去世后，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有5000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上郑重宣告："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至此，父亲含冤蒙屈的尘封往事才昭示天下。

言传身教，勤俭家风，永葆艰苦奋斗的劳动人民本色

父亲出身贫寒，一生清廉，生活十分俭朴。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坚持做到不吸烟，不喝酒，不占公家便宜，不搞特殊化。他唯一的嗜好，就是爱看书写字。父亲有一个习惯，他喜欢早晨起来上厕所时坐在马桶上大声朗读俄文，这习惯一直坚持到他72岁那年双目失明为止。母亲曾经说过他："你都老了，现在学它还有什么用？"可是父亲却认真地回答说："你不能这么说，共产党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嘛！"

父亲在家庭的熏陶和名师的教育下，从小就理解了"读书立志、明志；实践做人、做事"的真谛，在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戎马生涯中，铸就了"脚踩污泥、心怀天下、克己奉公"的情怀，形成了"严格律己、好学上进、以苦为乐、奉献为荣"的品格。因此，他也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经常不厌其烦地开导我们兄妹几人。

我们兄妹几乎都是在集体生活中长大的，回到家里也不能沾父母的光，不能让工作人员为自己办事，更不能享受父母的生活待遇。父亲支持孩子们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他认为孩子脱离群众，就会忘本，个人主义就会无限膨胀。

父亲经常勉励我们好好学习，他对我们说："我今天这种优厚的生活待遇，是因为我对革命做出了一点贡献，党和人民照顾我。你们没有做贡献，所以你们不能享受。我是共产党员，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不能给你们留下任何遗产。我只能培养你们，使你们学会建设祖国的本领，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他还说："像毛主席那样聪明的人，把读书叫做攻书，像打仗那样对待书；那么，我们这样中等天分的人，更应该刻苦读书。"他把一句古训写成字条，让每一个孩子都记住，即："人一能之，己十之，人百能之，己千之",并在后面批上注释："人家一次能作好的，我就十次去作好，人家百次能作好的，我就千次去作好。"

当我们要考大学时，父亲帮助每个人选定去向，他并不希望孩子们走仕途之路，说："我知道我的孩子没有那样的大德大才。我希望你们能为国家富强做一些贡献。"他多次提到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一段经历，校方组织他们参观革命博物馆，展品里居然还有一张画，一个俄国士兵一只脚踏在中国人的背上，两只手抓住中国人的一条辫子，中国人跪在地上。看到此景，他当即退场，这件事对父亲的刺激很大。后来，他对我们兄妹说，如果我们有强大的国防，如果我们有高水平的科学素养和高水平的技术装备，我们哪会受这种侮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兄妹几人都在军队，不是搞军事技术就是搞医疗卫生工作的原因。

父亲不仅在学习上对我们要求很严，在政治上要求也很严。那是1957年的夏天，我们兄妹3人在南京师范学院附中上学，当时有一位华侨子弟打了内地的学生，这件事情本来是可以通过做工作平息下去的，但是经少数人挑唆，最后导致大批学生到市政府请愿。我们3人虽然没去，但思想上也有些模糊认识，表示了自己的不满。父亲当时是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工作很忙，知道这件事情后便利用星期天的时间，组织开展了家庭整风，对我们批评说："你们这些干部子弟，平时不关心政治，又脱离群众，很容易被人利用。你们知道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吗？在美国对朝战争打了败仗后，他要对我们搞‘和平演变’战略，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你们这样能接好革命的班吗？"

此后，父亲经常给孩子们敲警钟。比如1961年l0月9日，他在给我们的信中写到："党和毛泽东同志关怀我们，思想上教育，物质上优遇，实在太厚了。我经常说：生活优裕者，思想常落后；并教育你们在虚假的资产阶级中勿养成真正的资产阶级意识。这是痛切的话，望随时记着前年正月在家整风后你有若干进步，今后仍应不断向前进步！"

后来我们兄妹几个都陆续走上了工作岗位忙，并且听从父亲的教诲都在军队服役搞技术工作，都能踏踏实实地工作，得到群众的好评。1985年3月，我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87年，我再次被评为全军妇女先进个人并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父亲对我的严格教育是绝对分不开的。

一生征战，功高众望，谨以"中国布尔什维克为最大的光荣"

父亲戎马一生没有为自己做过什么"庆寿"活动，但是早在1942年12月，正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空前残酷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父亲50诞辰举行庆祝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争士气。在这种情况下为父亲举办祝寿庆典，这在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父亲对党一生未敢忘怀的真情。当时父亲听说党组织要为自己庆贺五十寿辰，曾一再加以拒绝，后来还是邓小平出来劝说：这是党组织的决定，也是中国抗战斗争形势的需要，父亲也只好从命了。

12月16日，清漳河畔锣鼓喧天，彩旗招展。总部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领导人都参加了庆祝大会。延安《解放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为转战千里，威震幽燕的刘伯承将军祝贺五十寿辰》的新闻，《新华日报》（华北版）公布了父亲的传略及其亲笔题词："勉作布尔什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祝刘师长五十寿辰》的文章中盛赞"伯承同志对民族、对革命、对党和阶级具有无限忠诚……在政治上，伯承同志勇于负责，能在复杂环境中独立决定方向……在军事上，伯承同志不但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才……在纪律精神方面，伯承同志有高度的自觉与负责精神，是坚定刚毅、尊重组织、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的模范，并在反张国焘路线斗争中，表现了这种百折不挠与一切机会主义作不调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的品质……他埋头苦干，克己奉公，朴素艰苦，自奉很薄，是许多同志所熟知的。"

在祝寿大会上，父亲心情激动地走上了讲台，向大家致谢之后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象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父亲晚年曾参与指挥中印边境反击战，再壮国威军威。1959年中印边境东段、中段、西段的情况日益紧张起来。同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了战略小组，70岁的父亲被任命为组长。他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关注和投入，就像他当年指挥淮海战役时一样的精心周密。这场一战即胜、速战速决的大胜仗，从战略到战役，从战役到战斗，都是按照父亲的意图打的，后勤工作也是根据他的意图早早做好了准备。1962年5月，他向总后勤部负责人说："看印度最近的反华态势，后勤工作要充分准备。后方基地要注意隐蔽，要钻沟，要挖洞，要伪装，防止敌人对我后方基地实施空袭。"可是他再三谦逊地强调说："我只能是一个编外参谋、研究员，提出问题，供你们转中央首长决策。"

1964年8月，父亲的青光眼复发，视力大为减退，到了70年代双目失明。尽管这样，他仍对我军建设提出了大量建议，关心军事教育的热情丝毫未减。1966年1月8日，父亲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对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对象、战略方针、战役、战术、工事构筑、战时动员、军队编组、军事训练等，都提出了系统的见解和意见，这些千锤百炼的经验，深谋远虑的兵法战策，像乳汁一样哺育着千千万万个新型指挥员茁壮成长。1971年1月11日，父亲又把自己用津贴买来的、珍藏多年的2000余册军事理论学术着作教材和书籍，赠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让这些宝贵典籍继续为培养新型军事人才服务。

1986年l0月7日，父亲久病不治，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中共中央在父亲的悼词中写道："刘伯承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刘伯承同志光明磊落，作风正派，胸怀坦荡，顾全大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受委屈而毫无怨言。"朱德曾经称父亲是"军事的奇才",有人称父亲是"困境中的伟人"、也有人称父亲是"战争之神"、"永垂青史的大军事家"、"治军、治学、治家的楷模"等等，但是我想说的是父亲用他无私无畏的毕生向世人昭示，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父亲刘伯承在长征中

刘弥群

（原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杂志2006年第十期）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父亲刘伯承先后参加过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在同李德、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斗争中，曾两次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职务，但他大义当先，荣辱不惊，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作为红军总部的主要领导人，始终坚持战斗在第一线：他在强渡湘江中的殿后血战，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善战与智取，在巧渡金沙江中扮演主角的重复诈敌，在彝海结盟中与小叶丹的民族礼赞，在大渡河畔昭示"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的必胜信心，在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斗争中的大义凛然……这一幕幕历史的活剧，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上留下了千古的绝唱。今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也是父亲逝世20祭年。追忆历史，缅怀父亲，我尽我的所知，把父亲在长征途中的尘封往事，告诉读者，留给历史的后来人。

荣辱不惊：长征初期父亲的降职与复出

从1934年起，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等人的支持下，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大权，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我的父亲刘伯承虽然身为红军总参谋长，但由于李德的专横跋扈，既不能"参"也不能"谋",在作战指挥上也无事可做，只好管管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一类的事情。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李德先后五次到前线视察，由于父亲与他的意见相左，一次也没有陪同，因而招致了李德的嫉恨。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谈事情，因话不投机，他当面训斥父亲。翻译伍修权怕双方闹僵，只简单地翻译说："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你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父亲听后纠正说："你是个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在中央红军准备长征前不久，有一次，李德说有急事要到总参谋部去，路上有几个战士在烧火做饭挡了他的路，李德突然怒火发泄，一脚把饭锅给踢翻了。父亲目睹这一幕，严重伤害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感到李德对自己的训斥，有些是工作上的不同见解和争论，他可以做到荣辱不惊，但对我们的红军战士这样无理，实在是令他怒不可遏，便当场跟李德吵起来。他指着李德，用俄语厉声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你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这种行为是无耻的，与帝国主义分子没有什么两样，是对我们民族的不尊重！"李德面对愤怒的父亲和周围的红军战士，吓得未敢争辩便悻悻而去，跑到博古那里告了父亲一状，说父亲不尊重他，这样的总参谋长会妨碍他的工作，要求罢免父亲的职务。为此，博古找父亲谈话，告知他被降职，到第5军团任参谋长。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在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进行长征前，父亲由瑞金红军总部赴第5军团上任。军团部设在兴国城外五里亭一座山上的庙宇里，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等热烈欢迎父亲的到来。父亲到任后，积极履行参谋长的职责，为第5军团制定了严密的行军、作战方案，并切实组织实施。他采取互相掩护、轮番转移的办法，让军团所辖第13师与第34师交替前进。又抽出第13师第37团担任后卫，以备情况紧急时坚决挡住敌人，使军团能迅速及时部署阻击，确保整个红军的安全。他还派遣军团侦察部队前出与敌人保持接触，迷惑敌人，隐蔽主力行动企图。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突破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时，第5军团从兴国城外到桃江，一路上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全军的掩护任务，而且本身没有受到损失，也很少有人掉队。10月25日，第5军团最后过桃江，忽然后面远方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侦察员报告说是敌军追上来了。父亲当机立断，命令供给、运输等有马匹的单位下水徒涉，浮桥让战斗部队和机关使用。当全军团人马过完桃江拆除浮桥后，敌人也追到了江边，但已无桥可过，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大队人马逶迤西去。

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终于判明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于是令何键以及粤、桂、黔境的部队进行"追剿"和堵截，以求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在向湘江前进途中，一天傍晚，父亲率司令部及部分战斗部队，在湘桂边界的文市附近被敌军截断了去路。在不明敌情和地形的情况下，有人建议乘敌人立足未稳打过去。父亲没有采纳，一面让部队隐蔽。一面观察敌人的动静。他看到敌人并未发现，立即命令部队继续隐蔽待命。天黑以后，他命令每人左臂扎一条白毛巾，一个接一个鱼贯而进，终于安全脱离了敌人。事后他对部属说：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部队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不让中央纵队的后尾暴露给敌人。

11月25日，中央红军决定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军先头部队一部奋勇穿过湘江，并控制了一段渡江地域，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抢渡湘江。但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至12月1日才渡过湘江。28日，国民党军赶到湘江两岸。前堵后追，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红军各部队面对配备有飞机、大炮的优势敌军，浴血奋战，伤亡严重。第5军团作为全军后卫，打得尤其艰苦。第34师被阻于湘江东岸，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在激烈的战斗中，父亲始终坚持在第一线指挥。董振堂让他先撤过江去，他却坚定地说："你们都先走，我来断后。"直到接到总部撤退的命令后，他才率领掩护部队抢渡湘江。当他回望大片倒下的烈士，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飘流的文件，不禁仰天长叹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后来，他在《回顾长征》中描述了他和广大指战员当时的心情："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着，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沿西延山脉进入贵州东部，于12月15日攻占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上，中革军委不顾李德的反对，再次任命父亲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23日，博古来到第5军团驻地洪州司，向父亲传达了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中革军委对他的任命。

善战与智取：父亲在遵义会议前后的用兵谋略

黎平会议后，红军准备北渡乌江，向遵义前进，分左、中、右三路直插乌江南岸。中路是由父亲统一指挥的中央纵队和红1军团第2师、干部团。父亲命令第2师第4团在猪场（珠藏）对岸开辟渡口。

猪场是黔军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附近有2个团在乌江北岸扼险固守。红4团以强渡结合偷渡的手段，从江界河突到乌江北岸，乘胜攻占猪场。方面军工兵连在父亲的指挥下以竹筐装石代替铁锚，以多层重叠的竹筏充当桥墩，中间再以竹筏连接起来，上铺木板作桥面，及时架起了一座5米宽的浮桥。1935年1月3日下午，中央纵队和第5军团等部顺利通过了浮桥。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父亲立即率部奔向团溪。在行军途中，他向红2师第6团政委王集成交代夺取遵义的任务：从团溪过新场、龙坪场，离遵义城30公里，有个小镇叫深溪水，驻有敌人1个营，这是遵义的外围据点。你们团的任务，是斩断遵义敌人的触角，还不要让他知道，要力争智取，秘密全歼，不许有一个漏网之敌，否则给遵义守敌通了消息，就会增加我们攻城的困难。谈话间参谋送来一封紧急电报，是朱德总司令发给他和红3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的。电报命令第3军团渡江后以1个师截断遵义、贵阳间的交通，另1个师加入攻占遵义的行动，并暂归父亲统一指挥。父亲接到这份电报后高兴地说："这下子更好了，3军团截断了贵阳到遵义的交通，我们就不必顾虑敌人来援兵了。他们还派一个师来跟我们协同作战，可以更有把握地攻占遵义。"

当时下着大雨，红6团在父亲的率领下出发了。大雨给部队行军增加了困难，但也麻痹了敌人。午夜过后，红军突然打进了深溪水镇。毫无战斗准备的敌兵来不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敌营长企图逃窜，被打死了。红6团圆满地完成了偷袭深溪水的任务后，插到了遵义近郊。在向俘虏了解清楚遵义城的情况后，红6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集成根据父亲力争智取的指示，经研究后决定化装成敌人，并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父亲。父亲听了非常赞同："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象，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来。"

很快，第1营第3连和侦察排及全团20多个司号员都换上了敌军的服装，让十几个俘虏走在最前面带路。乘着夜色，顺利到达遵义城门口。城楼上的黔军哨兵尽管盘问得十分细致，但因为有俘虏答话，所以守门的士兵还是毫无戒备地打开了城门。红军战士一拥而入，一下子把城楼上的敌人收拾掉了。20多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潮水般向城内冲去。敌人也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没有进行抵抗，一部被俘，一部从北门逃走，遵义城被红6团顺利夺取。

父亲立即将袭占遵义的经过报告朱德。1935年1月7日21时10分，中革军委通告全军："我二师今2时已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退，我正乘胜追击中。"遵义守军北逃的方向是娄山关、桐梓。娄山关离遵义90里，是黔北连绵大山中的一道着名险隘，像一把铁锁锁住了遵义通往四川的出路。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想到这一点，父亲与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立即赶往第2师驻地。第2师进城后正在号房宿营。父亲与聂荣臻见到第4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后下达命令说："遵义之敌有3个团从北门逃娄山关，这是一股后患，必须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立即出发，夺取娄山关，攻占桐梓城。"并提出了"夺关要快，伤亡要少"的作战要求。耿飚、杨成武齐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根据父亲和聂荣臻的指示，第4团领导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充分的准备，以大部兵力担任正面主攻，以侦察队和小部分兵力走小路迂回侧后。1月8日。第四团发起了攻关战斗。在红军前后夹击下，守关的黔军很快被摧垮，残存者慌乱地向北逃窜。第4团一路尾随猛追，于当天占领了桐梓城，打通了红军入川的通道。同一天，中革军委下令父亲兼任遵义警备司令，由干部团担任遵义警卫工作，并将各军团分别部署到遵义周围和乌江北岸，防备敌人在南北两个方向上的可能进攻。

在遵义，红军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从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撤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从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

在遵义会议上，父亲和聂荣臻建议红军应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他们提出，四川条件要比贵州好得多。一是有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做接应；二是那里人稠物丰，利于红军活动和发展；三是四川交通闭塞，当地军阀向来排外，蒋介石想往里大量调兵不易。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于1月22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名义发出《关于第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开始准备向川西转移。

当中央红军经桐梓、习水渡赤水河北上，准备在泸州渡过长江向川西实行战略转移时，四川军阀刘湘极为惊慌，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并封锁长江，阻止中央红军北渡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央红军进至滇东北扎西（今威信）时，薛岳的"追剿军"8个师已从乌江南岸赶来。由于敌军云集，中革军委遂放弃在泸州渡江的企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

1935年2月27日黄昏，中央红军重新占领遵义城，击溃黔军王家烈部3个团和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历经5天的遵义战斗，共毙伤敌24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子弹约10万发，轻重机枪数十挺。这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严重地打击了敌人，极大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

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3月初，中央红军自遵义再次西进，由茅台镇三渡赤水河，展开入川姿态，调动敌人至川黔滇3省边界地区堵截后，却突然回兵，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经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这时候，蒋介石正在贵阳"督剿",慌忙调滇军主力6个旅来毕节、大定（今大方）、黔西，以解贵阳之围。同时又令薛岳的"追剿军"返回余庆、石阡布防，防红军打回湘西与第2、第6军团会合。红1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红军主力穿过湘黔公路，一路往西，直指昆明，与驰援贵阳的滇军东西对进，一天走120里，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渡北盘江，4月下旬，攻克沾益、马龙、寻旬，逼近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已全部东调，吓得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胆颤心惊，只好调集民团守城。

巧渡金沙：父亲扮演主角重复诈敌的一幕活剧

中央红军佯攻贵阳，调出滇军，为北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速渡金沙江的指示。5月2日，朱德命令左纵队第1军团从龙街方向渡江，右纵队第3军团从洪门渡方向渡江，中央纵队和第5军团在皎平渡方向渡江。并命令父亲率干部团1个营及总部工兵营于4日上午赶到皎平渡架桥，同时侦察上游各渡河点，提供准确情报，保证大军渡河。父亲受命后，立即来到干部团，与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研究作战方案。根据父亲的指示，宋任穷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他说："抢占渡口关系到北上战略方针能否实现，关系到全军的前途命运。不管多么危险艰难，有刘总参谋长带领我们，我们一定能完成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军委纵队开路的任务。"

此时，父亲想到了智取遵义城的经验，带领先遣分队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向江边急进。经小仓、龙海塘、施各拉、石板河、脚纳，来到离江边30公里的杉落树镇时，敌区长出来把父亲与宋任穷和几个警卫人员迎进了区公所。胖区长说："上峰来了命令，要烧船封江。"父亲一边喝水一边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来看看。"胖区长赶紧从抽屉里取出公文递上来。父亲边看文件边问："船你烧了没有？"胖区长怕受责备，解释还没有烧的原因："刚刚接到公文，还没有来得及烧。"父亲听后说："很好，由我们来办吧。"接着又问了河宽、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兵力等情况。一一问明之后，父亲才厉声告诉他："我们是红军，你带我们去找船，如果船发生问题，唯你是问。"胖区长吓得大汗淋漓，乖乖地带着侦察人员来到金沙江边的皎平渡口。船夫见几个大兵和区长一起来了，以为区长要过江办事，打招呼说："要过江吗？"一个侦察员随机应变地回答："要的！"并立即登船，就这样把两条船控制起来了。

父亲和宋任穷带着前卫连连长赶到皎平渡口后，立即组织前卫连渡江，消灭了对岸厘金局30多个保安队人员，控制了渡口。父亲和宋任穷过江后，察看了渡口，看到水深江宽，无法架桥，但在当地船民的帮助下又找到了4只大船。父亲喜出望外，便在江边一个山洞里设立渡河司令部，昼夜不停地指挥人马渡江。同时，父亲向朱总司令发报："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这时第1军团在龙街，因江面太宽，又有敌机低飞骚扰，架桥、漕渡均不成；第3军团正在洪门渡过江，但先头第13团渡过江后，浮桥被激流冲垮，也遇到了困难。于是，朱德下令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并要求第3军团"必须6号拂晓前赶到河边开始渡河，限6号夜渡完","7、8两日为第1、第5军团赶来渡河时间".

父亲获悉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的命令，为防敌军增援，立即命令宋任穷留下工兵连守渡口，并带第3营翻山急袭20公里抢占通安镇。第3营连夜出发，在翻过山头时在通安北面与敌人遭遇。来敌是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刘元塘，闻江防有失后，带了两个营赶来增援。宋任穷命令吹冲锋号，第3营居高临下，以锐不可挡的气势，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冲垮了。刘元塘在惨败之后，不敢再战，便收容残部逃回会理去了。此仗打完后，指战员们纷纷议论："刘总参谋长指挥真是英明，昨晚要是在江边宿营，让敌人翻过山居高临下压下来的话，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啊？"

当父亲守候在皎平渡口，目睹后卫部队第5军团第37团最后渡江时，指战员们见到了一度曾直接指挥他们作战的总参谋长，格外亲热，纷纷打着招呼。父亲也很高兴，大声回答："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仗打得很好，打退了孤军来追的万耀煌部，掩护全军安全渡过金沙江，这是个很大的胜利。"

从5月4日至9日，军委纵队及第1、第2、第5军团，除第3军团第13团从洪门渡江，第1军团野战医院在鲁车渡江外，中央红军其他部队都从皎平渡顺利渡过了金沙江。第9军团在完成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行动的任务后，也于云南东川渡过金沙江，在泸沽与主力部队会合。巧渡金沙江的胜利，是父亲戎马生涯中担任主角、重复诈敌的一幕活剧，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当薛岳的"追剿军"从余庆、石阡赶到金沙江边时，已经是5月16日了，只好望江兴叹。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夺取西昌，实现在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会议决定组建中央红军先遣队，父亲任先遣司令，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并运用父亲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开路。

5月16日，红军进抵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16旅旅长许剑霜所辖3个团，扼守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阻截红军前进。许剑霜是当年顺泸起义时父亲手下的团长，还曾加入过共产党。父亲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进德昌，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许剑霜见到父亲的亲笔信后，立即派亲信副官将原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主张给红军让路。刘元璋未置可否，许剑霜认为是默许，于16日黄昏，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红l军团第1师第1团于17日3时占领德昌。

彝海结盟：父亲与小叶丹在长征路上的民族礼赞

1935年5月20日上午，父亲和聂荣臻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由德昌到达泸沽。第1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率领下已先期到达待命，并派出侦察组到前面侦察。

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尤其是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

当日下午，父亲和聂荣臻接朱德来电："据报泸沽、越西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无敌情要走20里左右。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

当晚，父亲与聂荣臻听取了侦察组关于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敌情、居民情况和给养情形的详细汇报，了解到在大渡河布防阻截红军的是刘文辉的第24军，其第4旅在左，守泸定桥一带，第5旅在右，守安顺场至富林一带。另据传闻，刘湘部1个旅正向富林开进中，明日可到。父亲分析说："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军主力，不易成功。是否建议军委改变一下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不过这条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对汉人疑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聂荣臻说："我们要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我们建议军委改走小路吧，让左权、刘亚楼带第5团向西佯动，迷惑敌人。"

父亲立即起草了电报，交电台发出，但因中革军委正处于行军状态，没有及时联系上。直到第二天中午，部队已准备出发，"通司"（翻译）也找好了，电台还在呼叫。在未能得到中革军委指示的情况下，父亲与聂荣臻商量，决心先遣队第一团先开往冕宁，到冕宁后再与中革军委联系。出发前，父亲对部队作了动员："今天我们到冕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三国演义》上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因此，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他们会射箭打枪阻止我们通过，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说罢，队伍就出发了。

20日晚9时，父亲和聂荣臻率第1团进人冕宁，中共冕宁地下组织在陈野萍、廖志高的领导下，积极做好了解放冕宁的准备。街头上贴满花花绿绿的标语，居民门前红灯高悬。洋溢着对红军的一片爱戴和欢迎之情。父亲与聂荣臻率部入城后，将司令部设于天主教堂。父亲与聂荣臻召见神职人员，说明共产党和红军保护宗教，并用法语与几位法国修女交谈，劝她们不要惊慌。21日上午，参谋人员高兴地向父亲报告，与军委电台联系上了，中革军委完全同意父亲与聂荣臻的建议，红军主力改经冕宁、由安顺场北进。同日，朱德向各部队发出了改道的命令，并指示父亲与聂荣臻于24日前控制安顺场渡口。

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父亲与聂荣臻率先遣队由冕宁城经大桥镇、额鸡、俄瓦、园包包到俄瓦垭口，这一带是彝汉杂居区。再从俄瓦垭口经一碗水、海子边、北沙村到喇嘛房，便属于彝族聚居区了。这里山势更加险要，道路崎岖，树木葱茏，野草丛生，便于隐蔽，山涧之上往往只搭有一根独木桥，易守难攻。早晨先遣队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就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各式武器的彝民堵住了去路。他们用彝语大声吆喝着，互相联系，人越聚越多。肖华和冯文彬带着前卫连和"通司"上去搭话。一个小头目说："给点钱让你们通过。"冯文彬问："要多少？"对方回答："要200块。"冯马上给了他们200块银元，他们一抢而散。一会儿又来一群彝民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的，我们是沽基家，冯又给他们200元。

正在交涉之际，一个高大的彝族汉子打着赤膊，腰围一块麻布，赤足散发，带着十几个背梭镖的青年走来自我介绍："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的头人讲和。"于是肖华先去向父亲与聂荣臻报告，冯文彬陪同小叶丹随后跟来。

小叶丹等人来到彝家海子（湖）边时，父亲非常高兴地迎了上去。小叶丹见来者身材魁伟，后面跟着几个士兵，知是红军部队的头人，连忙取下头上的帕子准备叩头行礼，父亲连忙上前扶住，不让他行此大礼。两人在海子边坐定，开始了亲切诚挚的交谈。小叶丹解释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是罗洪家，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弟兄。"父亲说："那些欺压彝人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接着进行结盟，仪式按彝家规矩，简单而庄严：一位彝民拿来鸡。因为没带酒，就用碗在海里舀了一碗清水，一手持刀，一手拿鸡，拉破鸡脖，鸡血滴在碗里，清水立即变成殷红色，然后将"血酒"分作两碗，分别摆在父亲和小叶丹面前。父亲面色庄重，与小叶丹虔诚地并排跪下，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池水，父亲高高地举起大碗，大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将"血酒"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大碗。同样起誓："我小叶丹今日同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

当晚，父亲请小叶丹等到大桥镇共赴晚宴。晚宴在一个保长的宅院里举行，这里驻着红军先遣队司令部，小叶丹带领一群彝民头领欣然前往。父亲素知彝民嗜酒善饮，叫把大桥镇的酒全部拿来。席间，小叶丹对父亲说："明天我要沽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罗洪家的人抢了你们的东西，还抓了你们的人。如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打到林子里，把全村都给他烧光。"他这种义气是真心的，但父亲知道他们两个部落有宿怨，也有借红军的力量出气的意思，便向他解释说："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要共同对付镇压你们的反动政府和军阀。"又伸出手比划说："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饭后。父亲把一面红旗赠给小叶丹。上书"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古基尔拉为副队长，并当场写了委任状，小叶丹喜形于色，神采飞扬。父亲又给他讲了一些革命道理。这个纯朴的汉子把父亲的教诲深深记在心头，当晚即住在先遣队司令部。

第二天早饭后，先遣队再次进入彝民区，小叶丹跟着前卫第6连走在前头。爬上头一个山垭时，见十几个沽基家的彝民拿着红旗，背着长枪，齐声欢呼着上了山顶，笑眯眯地表示欢迎。一些青年和儿童还主动接近红军指战员，双手比比划划，配合一些汉话的词句，说明他们的心意。指战员们有的送给他们鞋子，有的送给他们毛巾，得到的人欢呼雀跃，民族团结的气氛非常热烈。父亲和聂荣臻来到时，小叶丹有依依不舍之意，他告诉父亲说："我不能再走了，前面不是我管的地方了。我派4个人送你们到前面的村寨，另外挑选20个人到红军里来学习军事，学会了回来打刘文辉。"父亲说："后面红军大队还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红军安全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临别之前，我送你一点薄礼。"这时，警卫员抬过擦得油亮的10支步枪，小叶丹大受感动，便把他骑坐的一匹精壮的大黑骡子送给了父亲。

父亲率先遣队继续前进，一路经过雀儿窝、拖乌、鲁坝、铁寨子等，在小叶丹的介绍下，过一个村寨换一个带路的彝人向导，交接很有秩序。父亲走后，小叶丹忠实地执行了父亲的嘱托，将彝民组织起来，护送红军后续部队过境。他昼夜奔忙，往返于大桥镇和筲箕湾，经过7天7夜，红军大队一路畅行无阻，安全通过彝民区。

强渡大渡河：父亲说"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

父亲率先遣队第1团通过彝民区后，经岔罗奔安顺场渡口继续急行军。后面第2、第3团已在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更生的率领下跟上来了。5月24日晚上八九点钟，翻过一座山梁，就听见空隆空隆的响声，这就是令人生畏的大渡河了。从山腰向下望去，有一片星星点点的灯光，那就是先遣队要夺取的渡口安顺场。父亲下令部队停下来隐蔽休息，让警卫员去找第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根据预定的计划，第1团第1营是主攻部队，第2营向大渡河下游佯动，第3营为预备队。

孙继先快步赶来，他刚想请示有什么任务，聂荣臻却先问他："孙营长，你知道石达开吗？"孙继先回答说："不知道。"聂荣臻说："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翼王，率领2万多人来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也就是我们今天到的这个地方，可没有渡过去。在清兵的追击下全军覆没了。现在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来，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国民党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要让我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孙继先这才明白聂荣臻为什么提起石达开，他听后幽默地说："管他十达开还是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一定能胜利。"父亲听后接上话说："是的，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但这就要看你们能否强渡大渡河了。"父亲继续说："安顺场守敌有一个营，你们的任务就是抢占安顺场渡口，想法找到渡船，明白吗？"

"明白了！"孙继先立即高声回答，他知道这先头营任务的无尚光荣和无比艰巨，找船和渡河的成败关系着全军的命运。他接受任务后立即返回组织全营行动。

晚上10点钟，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开始了。守在安顺场的是刘文辉第24军第5旅的韩槐阶营。这支民团武装毫无防备，满以为红军会从大树堡过河。因为在前一天，红1军团参谋长左权、第2师政委刘亚楼，奉命率第2师第5团攻占了离安顺场20余里的大树堡，造船扎筏。大造在那里渡河的声势，并扬言要打到雅安、成都，这就有力地掩护了红4团的行动。当第1营冲入街心的时候，敌哨所里还传出胡琴和唱戏声。第1营指战员顺利地解决了敌人的哨兵，包围了营部。敌人非死即逃。忽然河边响起了一阵枪声。第2连的一个战士跑到营部报告："营长，找到了只船！"孙继先闻言连忙跟着向河边跑去，只见月光下一只渡船漂在水面上，几个战士正紧张地用手拉住它，船边有几个俘虏狼狈地站在水中。原来这是南岸唯一的一条渡船，是从西昌逃回家来的一个敌营长留下来的，准备风声一紧就乘着它逃到北岸，没想到此刻却成为红军的"救命船".

父亲来到安顺场，就派参谋去找来一个有经验的船夫，先了解河宽、水深、流速、敌情等，又问全村有多少只船，有多少船夫，最后请他多串连一些船夫，帮助红军渡河。报酬是很优厚的，连万一发生不幸的后事都作了安排。第二天，旭日东升，一位40多岁的老船夫带着20多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受领任务。

早上7点多钟，1营在岸边集合了。营长孙继先跟团长杨得志小声交谈了几句，宣布2连组织突击队并由连长点名，挑选了17个人作为强渡大渡河的突击队员。人员挑选完毕，给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冲锋枪）、一把马刀，还有8颗手榴弹，在熊长林的带领下，登上了第一船。这就是着名的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

父亲举着他那单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敌人的工事和火力点。看过来，又看过去。待突击队准备完毕，他转头问参谋："赵章成来了没有？"参谋回答："迫击炮已经架好了。"父亲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就几发炮弹了，听命令，一定要打准。"他取出怀表看了看，正好9点整，便抬头对杨得志说："发布命令，强渡开始！"

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轻重机枪火力一齐向对岸敌人进行压制射击。系在岸上的船缆解开了，渡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敌人的机枪弹在小船四周"簇！簇！"落水，溅起朵朵浪花，大家的心情一阵紧似一阵。这时，父亲与聂荣臻都走出了工事，站在岸边，目送在激流弹雨中驶向对岸的渡船。红军6挺重机枪和几十挺轻机枪从不同的角度向敌人密集射击，压得敌人趴在工事里抬不起头来。船只直抵彼岸，17名勇士飞身下船，利用渡口岸上石阶的死角隐蔽前进，竞没有伤亡，顺利登上石阶，夺取了岸边的工事，向敌人的碉堡靠近。这时，一个敌军官指挥着200余人从碉堡里和散兵壕里钻出来反冲锋。父亲举着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命令："赵章成开炮。"赵章成真不愧为神炮手，第一炮就打在敌人碉堡顶上，接着两炮打在敌人的队伍中，使敌人死伤很大，顿时大乱。勇士们乘势冲锋，占领了主要工事，迫使残敌向后溃退，渡口为我完全占领。

随后，大部队一船一船开始昼夜不停地抢渡，但船最多只可坐40人，往返一次要1个多小时，直至26日上午10点第1团才全部过河。照这种渡法，全军过河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据总部通报，敌薛岳纵队26日已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20军先头部队，已抵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对此，父亲又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他指示工兵连千方百计地架桥。同时令各部队千方百计地找船。工兵连根据他的指示立即劈竹扎排，作架桥的探索，但因水深流急，搞了几次都失败了。

中午时分，参谋报告："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来了。"父亲到村头迎接。陪同到先遣司令部休息。午饭时，父亲用缴获的米酒招待中央领导，接着详细汇报了强渡大渡河和架桥失败的情况。经过研究，毛泽东归纳大家的意见说："好吧，我们兵分两路。l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聂指挥，循大渡河左岸前进；林彪率l军团2师和5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大家均无异议，以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给各军团发出了相应的电报。

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父亲和聂荣臻率领右纵队于5月27日出发，向泸定城急进。前方瓦坝有刘文辉部1个团，是先1天到的，派出1个营前出20里向安顺场方向警戒。午后，邓华指挥先头第1师第2团与敌警戒营接触，由于沿途只有一条路可行，时而傍河，时而翻山，敌人凭险据隘，节节抗击。我军先后攻占了富林、德绥、铁丝沟等关口要地。29日，父亲率右纵队沿大渡河而上，左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右边是峭壁千仞的高山。敌第24军第4旅由旅长袁国瑞统领在龙八布驻防，这里离泸定城50里。袁国瑞派第38团扼守泸定桥，派第11团前出到铁丝沟向安顺场方面警戒。父亲命邓华率第2营绕至敌人翼侧，第1、第3营由肖华率领从正面攻击。敌只顾守住正面，后背一挨打就乱了套，争相向龙八布逃命。此时，左纵队的红4团已向泸定桥发起总攻，守桥之敌第38团团长李全山知道桥西、桥东都来了红军，完全失去了守桥的信心，便率残部向天全逃窜。红4团于29日17时一举攻占泸定桥。

父亲和聂荣臻进入泸定城时，已是5月30日凌晨两点钟了，他们不顾连日征战的疲劳，坚持要去看看泸定桥。红4团政委杨成武便提着马灯，陪着两位首长从桥东走到桥西。父亲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像要把整个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当他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停住脚步，凭栏俯视大渡河里咆哮翻滚的激流，用力地在桥板上连跺数脚，感慨地说："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了！"

拥抱与分裂：父亲与张国焘的斗争大义当先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懋功前进。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的先头团——第2师第4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

6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和父亲等从抚边赶到两河口，欢迎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张国焘在一个警卫排的保护之下，从茂县赶来会晤。26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张国焘。因要讨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问题，父亲遂以军委总参谋长的身份列席此次会议。28日，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当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在战役上必须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和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红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7月6日，中共中央派父亲、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决定，统一战略思想。张国焘指使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并提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就不能"集中领导"、"顺利歼灭敌人".此时的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没有把两万多人的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企图先把红军的指挥权控制在手，然后再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完全暴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但中共中央为团结张国焘，于7月18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为了共同北上，中革军委于8月3日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在中革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北上：以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以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9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到阿坝后再东进，到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肃南部进军，在洮河以东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父亲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

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通过了渺无人烟的草地。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但在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噶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还命令已东进到墨洼附近的红5军部队返回阿坝，准备南下。9月8日，他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不利。"9月9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目前方针只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9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命令："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可是，张国焘不顾中共中央的三令五申，却下令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从而走上了公开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北上是行不通的，红四方面军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吵吵嚷嚷，围攻朱德与父亲，并逼他们表态。朱德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中央北上的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北上才有出路，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父亲也从容不迫地说："我同意北上，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但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污蔑中央红军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鼓吹南下才是"进攻路线",并通过了"南下决议".会后，张国焘大批调换甚至逮捕、杀害拥护中央北上路线的干部，然后率部南下再过草地，9月下旬到达台塘、松冈、党坝一带。

张国焘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10月5日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致电中共中央宣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张国焘为了支撑他的"中央"门面，强加给朱德与父亲许多头衔。但朱德与父亲在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大义当先，拒绝承认张国焘的"中央",强烈呼吁红军要团结一致，党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敌人。为此，张国焘对父亲怀恨在心，不久就将父亲的总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任红军大学校长。这是父亲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

10月24日，张国焘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还扬言要占领成都。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倾全力对抗。他集中川军80个团在名山及其以北的夹门关、太和场、百丈等地区，与红军展开连续激战。薛岳部6个师在南面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区，第53师李抱冰部在西南面康定、泸定地区，也分别加紧封锁，并准备大举进攻红四方面军。此时，红四方面军东进、南下均不可能，处境转入被动。原来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等县，由于多为藏族聚居区，人口稀少，物产不丰，给养发生极大困难，在这样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时，陕北传来了胜利的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率部在陕北与第15军团会合，并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1个师又1个团，陕北根据地发展到20多县，红军亦有壮大。许多指战员听到这些消息后窃窃私议："还是中央路线胜利了。"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1月24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

2月，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天全红岩坝开学。此时，由于部队的大量伤亡和非战斗减员，部队缩编后官多兵少，许多干部只好放在学校里保存起来。父亲利用这一机会，大力宣传北上抗日的正确性，用中央红军北上发展与第四方面军南下受损作对比，用红四方面军南下前后的情况作对比，耐心地做说服教育的工作，使许多干部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面前逐渐觉悟起来，感到再这样下去非把部队拖垮不可，要求北上的呼声越来越高。

3月初，红四方面军由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区重新北上，再次翻越夹金山。父亲随第31军第93师第24团翻越雪山时对干部战士们说："若是第一次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过了草地，别再南下，就不会受第三次过雪山草地的苦了。这次北上，我们将和第2、第6军团会合，再不能重复上次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闹分裂的错误了。"

6月初，朱德率第32军（原第9军团）到甘孜迎接第2、第6军团后，父亲再次任先遣队司令，与先遣队工作团主任刘志坚一起在前面为部队开路。两人骑马并肩而行，他对刘志坚说；"四方面军南下打了败仗，西边是大草地、大雪山，往西康去也站不住脚，张国焘的路线是不对的，我们要多做工作说服他们北上。"

7月2日，第2、第6军团经过长途跋涉，从湘鄂川黔边界来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第2、第6军团和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第32军，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此时，张国焘虽然被迫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在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和父亲等人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红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7月下旬，红二、四方面军由甘孜北上，父亲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并任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10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静宁地区会师，父亲也由此走完了他的长征之路。12月7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新的调整，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为中革军委主席。父亲担任中革军委委员，并被中革军委第三次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

刘伯承女儿刘弥群谈刘邓关系

张力

（原载搜狐社区《军事历史》栏目2009年9月）

改革开放以来盛传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关系很好，"刘邓不能分".可是近些年来，又有人说："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邓小平把刘伯承送进中南海怀仁堂，在千人大会上带病做检查。实际上毛主席事前都说过，让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做检查表个态就行了。"我一直抱着好奇的心态，想知道刘邓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有幸经人介绍，我去年十月份见到了刘伯承同志的二女儿刘弥群，她是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已退休。我想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听听她的说法看，现我把和她的谈话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张力：听说您父亲和邓小平的关系很好，这是真的吗？

刘弥群：应该是说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关系还是不错的，他是政委，我父亲是司令员，我父亲一是顾全大局，二是尊重党的领导，工作配合得也比较默契。两家的关系也不错，解放前夕，我父母一直在前方，我哥哥姐姐已是上学的年纪，跟着子弟学校到了北京。后来我父亲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为了怕转学影响他们的学习，因此把他俩还留在了北京，我父母把他俩托给邓家好几年，他俩星期六星期天就回邓家，所以说我们两家关系还是不错的。

但是，那次反教条主义，对我父亲打击很大，他没有想到，因此非常震惊，特别是使用的方式，坐火车上北京做检查前就有几天晚上没睡好觉，在火车上又一夜未眠，眼压高达73度，就这样带病被架到怀仁堂做了检查。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些孩子们说起这些事情，这是组织纪律性问题。但是几十年后，彭德怀的侄女彭钢曾给我们家带过话说，彭总晚年对那次反教条主义感到后悔，"叫我代表他向你父亲道歉，但是让你父亲到怀仁堂做检查，彭总当时是不同意的，那是邓小平的意见。"我本人根据所经历事情相信此话。

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么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么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当时我们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1985年开军队院校会议前，张震和杨得志两位领导同志感到军队只提革命化是不够的，需要提现代化和正规化，给刘帅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们两个人亲自向邓小平汇报，请示给刘帅平反事，邓沉默许久后说："我就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小组长！"他们两人无言以对。邓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亲认为平反有一定难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要求平反。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并说已向邓办反映了意见，要求给以平反。第二天组织上告诉我母亲，一切问题解决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应的悼词也改了。三是补发了一套新87式军装。因为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军人，但是最后一次没有给我父亲发新军装，我母亲要求在遗体告别时我父亲要身着军装，但组织上也一直没有给以答复，现在就算补发了一套新军装吧。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愿望都达到了。这么快就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我想与邓希望如期召开追悼会有关，如推迟召开，广大群众一定会生疑。

张力：您父亲生前知道邓小平一直不想给他平反吗？

刘弥群：我想他知道。我后来听我母亲说过，庐山会议以后，彭总受批，李达（原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感觉是时机，曾找过邓小平，要求平反。当时我父亲给我母亲说，李达是陕西人，是吃宽面条的，心粗啊，是蚊子叮菩萨——认错了人。后来果然没有平反。

父亲不愿自称军事家

——刘伯承之女刘弥群接受《环球人物》杂志专访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李荣刚

（原载《环球人物》杂志2010年03月18日）

提起刘伯承元帅，人们脑海里马上会联想起"独眼战神"、"彝海结盟"、"刘邓大军"等形容词。然而，对于军事之外的刘伯承，人们却知之甚少。刘伯承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他的6个子女中，有两个是将军。其中，女儿刘弥群是我国空军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

刘弥群是一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办事情很认真。接到《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电话，她首先问："您对我的父亲了解吗？请先多看些资料，我们再见面吧。"

采访被安排在空军指挥学院招待所一个小型会议室里，刘弥群从包里取出一大叠信件："你看，这都是父亲写给我哥哥的信。看了后，你会知道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也会了解父亲的教育方法。父亲常常对我们说，不要有个人主义，我们所取得的一切，都是党教育的结果。"

革命军队是个大"家"

刘弥群从小在父亲思想的熏陶下长大。"勤能补拙，俭以养廉，从小爸爸就让我们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妈妈说，这句话是祖父送给父亲的。"

1892年12月4日，刘伯承出生于四川开县（今属重庆市开州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生前不止一次向我们讲起他的家史。父亲虽然家境贫寒，但是祖父母不甘受人欺辱，举债供他读书。1904年，12岁的父亲和祖父同时参加乡举科试，因为他们俩是吹鼓手的后人，而被逐出了考场。通过此事，父亲体会到封建等级制度的黑暗，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旧社会仇恨的种子。1908年，祖父出世后，父亲挑起了一家7口人的生活重担。"

1911年，刚满19岁的刘伯承投身革命。1916年，在攻打丰都的战役中，他身负重伤，失去了右眼。1926年，34岁的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他与夫人汪荣华在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时相识，一年后结婚。1955年，刘伯承被授予元帅军衔。

刘弥群说，父亲一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解放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有刘伯承的词条，开头写着："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刘伯承看到后，毫不犹豫地把"军事家"三个字勾掉，改成了"军人"两个字，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是革命军人嘛！我们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打胜仗的，革命军队是个大‘家’，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嘛！"

回顾父亲的生活，刘弥群说，父亲虽然戎马一生，经历过无数的血战，但自己其实非常厌恶战争。"父亲一直不喜欢看打仗流血的影片，觉得很残酷，如果电视放的是战争影片，他常常会换台。"刘伯承去世后，亲人们按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不要当"红色贵族"

"没有大德、大才，就不要去当官，即使当了，也不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在刘伯承写给子女们的信中，谈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廉洁的品行，要靠平时俭朴的生活养成。"

刘弥群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家中排行老三。"父亲是个很严厉的人，只要我们犯了错误，他就会狠狠地教训我们。发现我们的问题，就会给我们写纸条，告诉我们错在哪里。"

解放战争时期，河北武安县阳邑镇行知小学收留了一些在前方打仗的干部的子女。刘伯承叮嘱老师，不要透露孩子父母的职务，避免他们产生优越感；为了培养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和集体观念，刘伯承让孩子们都寄读在学校。

刘弥群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丢了母亲买的新钢笔，刘伯承知道后很不高兴，给女儿讲了一个故事："在战争年代，爸爸身边有一个参谋，一天他突然哭了起来，爸爸问他为什么哭，参谋回答说丢失了一支红蓝铅笔。"刘伯承拍拍女儿的头，语重心长地说："人家一个参谋，丢了一支红蓝铅笔就哭了起来，而你丢了一支钢笔还不在乎……因为这支钢笔不是你劳动得来的，而那位参谋从小打草喂猪，知道铅笔来之不易。"

1962年，刘伯承看到教育部一则关于高等学校的调查，他马上写信给儿子刘太行说："这次调查，成绩优良者10人，8个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一个是农民之子，一个是右派之子，而干部子弟一个也没有……要警觉，干部子弟生活优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认为学习没有意思，自甘落后，这必须大力教育……"在这封信中，刘伯承还询问儿子，"谦虚谨慎的学习习惯在修养否？"

1964年，刘弥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读书，适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大学生需到农村参加8个月的"社教"活动。刘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女儿参加，"父亲要我下去体会一下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还很严肃地指出，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他说下农村是好事，不要让人说我们是‘红墙里的贵族’。"

在刘伯承家的电话间里，一直贴着一张母亲写给子女的告示：

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我们兄妹穿的衣服，都是代代相传，甚至不分男女的。"刘弥群的弟弟刘蒙读中学时，还穿着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以至于很多同学笑话他，叫他"黄皮".回到家，刘蒙吵着以后再也不想穿女军装了，还遭到母亲的严厉批评。

1970年后，刘伯承的儿女们先后结婚，但都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长子刘太行结婚后，一直住在单位分配的9平米的房子里，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直到刘太行的孩子出生，单位才给他们调换了一个18平米的套间。

"父亲最厌恶的就是个人主义，希望《环球人物》杂志不要过多宣扬刘伯承和他的家人，而要通过刘伯承的故事，给青年读者以启示，多点集体观念，少点个人主义。"采访过程中，刘弥群不时向记者强调。

父亲学习的诀窍就是刻苦

刘伯承在写给孩子的书信中，大量引经据典，一些难懂的文言文后面，他还用蝇头小楷标着注释。"爸爸从小就让我们学习《古文观止》、《孙子兵法》等古汉语文学，要求我们背诵。他的毛笔字很好，练习写毛笔字也是我们几兄妹的必修课。"

刘伯承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然后叫醒子女一起背书、习字。"‘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父亲常常用这句话告诉我们学习之道，做学问要给自己树立高标准、严要求。"

刘伯承学习俄语的经历，成了孩子们最生动的教材。1912年春，刘伯承以优异的成绩被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录取。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35岁的他受中共中央委派，从上海到苏联，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刘伯承一下船，就被告知自己的俄文名叫"阿法纳西耶夫",进校报到时，他仍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却突然发现，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哄笑起来，原来上面已经点到"阿法纳西耶夫"了，他愣是没听出来。刘伯承从此坚定了要学习好俄语的信念。

"父亲的川音很重，发音跑调是常事。加上他的右眼装着假眼，要学习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刘弥群说，为了练习"P"的准确发音，刘伯承从早到晚一有空就一个人站在墙角，一个劲儿地念"P—、P—".为了记单词，晚上熄灯了，他还跑到走廊里去背。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为了不影响别人，他蒙着毯子，在"小帐篷"里点着灯。半年后，刘伯承顺利进入苏联着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实现了能听、说、阅读俄文的夙愿。

1930年，留学3年的刘伯承回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刘伯承在军事生涯中一贯遵循的原则。他经常说："战争是要流血的，必须从战争实际出发。"他从不拘泥于书本上的东西。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苏区中革军委参谋长，面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给苏区反"围剿"带来的损失，他把学到的军事知识，用于指导反"围剿"战争，亲自翻译有关苏军的作战条例，把在苏联学到的军事理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在作战间隙，他及时总结作战指挥当中的经验教训，并写文发表在《红星报》、《红色中华》等报刊上。刘伯承在紧张艰苦的作战年代，在马背上构思，在油灯下写作，先后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文献，翻译了190万字的苏联教令教例等译着。

"父亲对待学习的态度，一直影响着我们全家。我的记忆力并不是太好，但至今还能背诵小时候他让我们背的古文。父亲曾说，学习的诀窍只有一个，那就是刻苦。‘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我就按照父亲说的做。"刘弥群说："言必行、行必果，学以致用，都是父亲常教育我们的。"

父爱无言

刘弥群不想突出自己，更不愿谈及个人的经历。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才对她有了一些了解。

1944年，刘弥群出生在延安，和其他在延安的孩子一样，出生不久就随部队南北转战，在马背上的摇篮里长大。解放邯郸时，她在随军转移途中，遭遇国民党军队的飞机轰炸，险些夭折于荒野。解放南京时，她坐在运送军用物资的马车上一路颠簸，吃尽了苦头。谈起自己幼年时的经历，刘弥群感慨："随部队解放大西南时，我只有5岁，坐在爸爸的军用吉普上，透过车窗看见两边山坡上的尸体。这时候，妈妈用手捂住我的眼睛，但爸爸却说，要让我看见外面的情景，他说在战火中长大的孩子就要有这个胆子。"

1962年，刘弥群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导弹、火箭发动机专业。1975年4月特招入伍，在空军司令部某实验室从事地空导弹武器的技术革新工作，先后自学了800多万字的理论教材、专业资料和有关武器系统的全套书籍。

1984年，刘弥群带领的课题组对国产某型号导弹的推进燃料进行改造，大大改善了武器的战斗性能。为此在1985年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同年9月被选为代表，出席了中共十二大。1998年，刘弥群调入空军指挥学院任副院长。2001年，57岁的刘弥群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史上的第一位女将军。

在父亲的教育下，刘弥群和其他兄妹全都是干技术工作出身，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成绩。长兄刘太行，是前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大姐刘解先和妹妹刘雁翎分别是总后门诊部和301医院的医生；大弟弟刘蒙现任广州军区装备部副部长；小弟弟刘太迟在空军工作。

"父亲的爱是无言的，我们有今天的成绩，都是父亲教育的结果。"刘弥群说，现在老了，她反而越来越懂自己的父亲。"父亲曾说，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也是党和毛主席教导的结果。如果他死了，能在他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几个字，那就是他最大的光荣。"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

——在纪念建军节85周年会上的讲话

刘弥群

首长、同志们，你们好！

明天是八一建军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85年前的这一天，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在南昌举行了武装暴动，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我认为今天由周恩来和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召集我们这些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前辈的革命后代等纪念南昌起义85周年，以缅怀先辈殊勋，发扬优良传统，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周总理和朱总司令都是我们新中国主要创建人之一，也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同志是我党我军的杰出领导人，因此在我党我军享有崇高的威望。如今宣传他们功绩和思想，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永远繁荣昌盛，我们党领导的军队永远无敌于天下的必要保证。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我父亲刘伯承与周总理和朱老总的友谊。我父亲真正和周总理相识是1927年7月在汉口，筹划建立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做八一南昌起义的前期准备工作。与朱老总相识是1918年1月在泸州，各自代表川军和滇军共商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联合抗袁，共同护国护法之大计。我父亲自从认识周朱二人，对他们非常敬仰，多次夸他俩是大德大才之人，把他们当终身战友和知己，重大问题上总是和他们保持一致，比如说，他们一起拥护毛泽东，一起与张国焘斗争，一起呕心沥血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等，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他们共同的理想和崇高的道德情怀的基础上的。

受父母的影响，我从小就崇拜周总理和朱老总。我从小就知道，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和毛泽东领导部队在井冈山会合，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了工农红军，当时就传出佳话，"朱毛，朱毛不能分，朱总司令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在红军时期，朱老总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在抗日战争时期，朱老总是八路军的总司令；在解放战争时期，朱老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总司令作为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在推翻三座大山，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捣毁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真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周恩来的名字永远与中国近代历史联系在一起，与中国共产党历史联系在一起，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立和强大联系在一起，与新中国建立和强大联系在一起，在每个革命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总是站在毛泽东旁边，坚定地支持毛泽东。他用自己的超群的智慧和非凡的能力，把毛泽东的思想变成现实。从南昌起义到西安事变，从重庆谈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置自己的生命安危于不顾，最大限度地凝聚了革命的力量。解放以后，周恩来担任国家总理兼外交部长，在他任职期间，国民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尤其是两弹一星，让中国人真正在世界面前挺直了腰杆子。1955年他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都是我国行之有效的外交准则。我亲身体会过，并且深深怀念周总理任职期间，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朋友，在帝国主义面前扬眉吐气。

周恩来和朱德是毛主席的左膀右臂，都有大德大才，他们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可以说，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共产党，对我们的军队，对我们的人民，可以说是用毕生的奉献，实现了古往今来所有志士仁人的最高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的行为和形象深刻地影响了、感染了、鼓舞了全军将士和全国人民，他们的典范和楷模作用将会永久性地传承下去。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形势最不利的时候举行的，虽然形势不利，但我们的领袖、将士靠的就是一种信仰和精神。此后几十年浴血奋战，最终打出了共和国的江山，应该说这种结果，主要靠的还是这种信仰和精神。现在我们的经济水平比三十年前是上去了，但我们的国家绝没有成为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睁开眼睛看世界，一些霸权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军事包围、军事威逼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中华民族仍然处于"最危急的时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如何打赢一场反侵略战争？我们当然要靠手中的现代化武器，但我们更要靠八一南昌起义开始形成的那种信仰和精神。85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敌人最害怕的，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钦佩和羡慕的，不是我们手中的武器，而是我们头脑中的武器，心中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信仰和精神。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

可是，我们的国家，经济水平虽然上去了，但贫富差距拉大了，政府官员腐败严重，我们党员数量不少，质量却不行，离群众越来越远。国防水平上去了，但部队的战斗力却下降了。千万不能低估奢华、享乐、腐败之风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缺乏精神，缺乏信仰是当前主要矛盾。我认为重温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务之急，弘扬革命先烈、宣扬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当务之急。

最后我代表我们兄弟姐妹感谢周恩来、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邀请我们到会，感谢大家听我说出心里话。

谢谢大家！

刘弥群

2012年7月31日

五种信念

——在电视连续剧《刘伯承元帅》首播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刘弥群

【编者按】：电视连续剧《刘伯承元帅》首播新闻发布会于2012年12月1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刘伯承元帅子女代表刘弥群少将在会上发言，全文如下。

尊敬的各位首长、同志们：大家好！

《刘伯承元帅》电视剧从2010年7月立项到今天在北京钓鱼台举行首播仪式，经历了近两年时间。经过投资方、编剧、导演、演员等等多方全力以赴、努力奋斗，今天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我的父亲刘伯承元帅在七十多年的历史长河（人生历程）中，经历了反清帝制、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经历了几乎所有的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事件。在电视剧制作的短短八个月时间里，把刘伯承的传记，编写成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既要有历史的真实性，又要有故事的趣味性，还要有情景的戏剧性。剧中所涉及的重要历史人物多达百人以上。把这些历史和人物穿连起来，还要重点反映刘帅的个性特点和人格魅力，这是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做起来实属不易！

同时，要拍出一部出色的电视剧，就要聘请好编剧、好导演、好演员，还要配置好场景等等，这些都需要资金，而我们的资金却严重不足，怎么办？刘帅当年为国为民的精神在感染着我们，激励年轻一代要挑起振兴民族的大梁、担当富国强民的责任！剧组一面拍摄，一面筹集资金，特别是刘帅战斗过的地方出现了非常感人的场面，总后、成都军区、国防大学、北京军区、凉山自治州、冕宁县等纷纷捐钱捐物，出人出力。出资方叫响了"亏本也要拍"鼓舞人心的话；演职人员更是风餐露宿，艰苦奋斗，保证了电视剧制作的顺利进行。

从现在拍摄情况和效果看，我认为《刘伯承元帅》这部电视剧一定会火起来的，成为电视艺术精品，成为红色经典剧目。主要原因是，这部电视剧宣扬了刘帅的五种信念，而这五种信念，是我党我军战胜一切敌对势力的法宝。

一是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信念。我父亲出生在一个贫穷农民的家庭，他从年少的时候就有救国救民的报国之志。他十八岁当兵，追随孙中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但是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他目睹了军阀混战，人民大众的痛苦现实，如何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他陷入了傍徨。1925年我父亲结识共产党人吴玉章和杨闇公，使他认识到"要到民间去才有办法，要以民众为后援，尤其是无产阶级，不然就谈不上革命。"当杨闇公提出要他加入共产党时，他说："见旗帜就拜倒，就太不对了。因为我对各派都没有十分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杨赞叹不已："这是何等的真切，何等的真诚！伯承比起那些因情而动，随波逐流的人来高出万倍。"他经一年对马列主义的深入研究和对革命运动的考察，于1926年5月经杨、吴二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跟定共产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2年12月，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党为他做五十周岁祝寿，他在大会上说："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二是民众乃胜利之本的信念。我父亲一直认为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心向背。我父亲经历反满清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完全是和人民在一起的。因此他的很多战略战术与动员和组织人民战争是紧密相连的，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剥削和压迫紧密相连的，因此也是深得人心。有了人民群众，按他的说法作战常常能够实现"扩大我军聪明，增加敌人耳聋","给敌人吃亏自己不吃亏",使我军要枪有枪、要粮有粮，拖得起，打不垮，直至胜利。在上党战役之后，阎锡山的二十几个高级将领被我军俘虏，他们总结许多失败的原因，我父亲并不认可，对他们说："你们光从战术上检讨失败的原因，是永远找不到正确答案的。蒋介石的反革命反人民的内战从战略上决定了你们必然要失败，古人有言‘王者之道，厚爱其民也。’王者之师所向无敌。"这话既是真理，也道出了我父亲的一个信念。

我父亲曾说过："人民军队没有人民是裸体跳舞，很困难。离开人民是不行的。""裸体跳舞"对人民来说是多么的格格不入，是多么的一无所有。即使是有一些现代化武器，也显得很苍白。

三是只有各民族大团结，中国革命才有胜利希望的信念。大家知道在长征途中，红军经历彝族区我父亲与彝族头领小叶丹结盟传为佳话。我父亲以平等、尊重、坦诚态度对待民族兄弟，而且还介绍我党反对歧视、共同富强的宗旨。这一点至今给彝族人民留下难以割舍的情怀，彝汉一家亲不仅在当年让红军顺利地经过了彝族区、强渡了大渡河，避免了红军的灭顶之灾，而且也给今天各民族人民团结做出了表率，彝族是当今我国最和谐的民族之一。

四是一定要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信念。我父亲从小就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对旧社会的等级制度恨之入骨。在他的青年时代，除暴安良、打抱不平的事比比皆是。在他对待国内敌人和侵略者方面，他一生经历了无数战斗，他总是那么英勇顽强。就是对待苏联人他也有很高的民族气节，痛恨民族歧视，痛恨民族压迫。在红军时期，他当参谋长与李德的争吵，在苏联学习期间面对种族歧视，他都当场痛斥过那些大国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行为。他老年时曾经对我妈妈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多么希望看见美帝国主义垮台的那一天。

五是中国革命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信念。我父亲大毛主席一岁，都生长在贫苦农民的家庭，都经历了三座大山压榨下的腐败的旧社会，在思想上，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是一致的，信仰马列主义也是一致的。自从他加入共产党后，经历了大量的革命实践，他越来越认识到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他五十周岁祝寿大会上，他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象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

1961年10月9日，他在给我们兄弟姐妹的信中写到："党和毛泽东同志关怀我们，思想上教育，物质上优待，实在太厚了。我经常说：生活优裕者，思想常落后；并教育你们在虚假的资产阶级中生活，勿养成真正的资产阶级意识。这是痛切的话，望随时记着，前年正月在家整风后，你们若干进步，今后仍应不断向前进步。"这是他勉励我们要做革命接班人，今天这些话是多么令人深思啊！

这五种信念在电视剧中得到充分体现。另外在军事指挥方面更加丰富多彩，凸显了刘帅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无论是在他指挥战役中运筹帷幄，还是在战术运用中出奇不意克敌制胜，都描写得非常生动。如：智取遵义兵不厌诈、巧渡金沙纵深奔袭、七亘村之战重叠待伏、挺进大别山狭路相逢勇者胜、淮海战役的"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等等具体战例，实为一部很好的军事教育故事片。

这部电视剧聘请了最好的编剧，最好的导演、演员和其他演职人员。再加上《刘伯承元帅》电视剧组是一个团结战斗的团队，刻苦敬业，自我奉献，取长补短，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怎么就会不出好作品呢！这确实是一部非常好的电视剧，希望大家关注。

最后，让我代表我们全家，向各位首长、向革命老前辈、向剧组全体人员、向关心和帮助过《刘伯承元帅》电视剧制作的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2年12月15日

兵民是胜利之本

——在大型电视连续剧《太行之脊》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刘弥群

【编者按】：大型电视连续剧《太行之脊》新闻发布会于2019年1月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隆重举行，刘伯承元帅子女代表刘弥群少将在会上发言，全文如下。

同志们：

电视剧《太行之脊》从2014年9月4日剧本创作启动，到今天2019年1月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历经了4年多的时间，这是值得庆贺的日子，因为又一部红剧就要诞生了。

一、《太行之脊》的由来

2005年8月15日是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同志组织编写一部巨着《天下之脊——刘邓大军征程志略》画册。这是以八路军一二九师为背景，为新中国成立英勇奋斗的一部战史，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年他所在部队的领导和老兵，还有他们的子女们，有条件的都参加了这项工作，踊跃地积极地做出了贡献。到了2014年，其中的许多同志提出，明年2015年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能否拍摄一部反映一二九师抗战历史的电视剧，就叫《太行之脊》吧！意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脊梁。这一提议得到了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同志的积极支持，并愿意担任该剧的总顾问，后来还为电视剧题写片名；朱霖阿姨是《天下之脊》画册的总策划，愿意担任《太行之脊》电视剧的总策划。同时，大家对当时放映的电视剧《刘伯承元帅》比较认可，因此编写组基本上是《刘伯承元帅》编写组的原班人马，2014年9月4日正式启动剧本编写工作。

二、《太行之脊》的几大特点

电视剧《太行之脊》的主题就是回答一个问题，谁是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脊梁？因为中国共产党及他领导的军队发起人民战争，并且建立和主导了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所以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太行之脊》电视剧突出体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本剧的剧情以八路军一二九师为依托，描述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艰难发展壮大的历程，深入解析、生动再现八路军如何唤醒、服务、发动、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人民战争，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我们的《太行之脊》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详细论述了共产党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是正义之师，用与国民党对比的方式，说明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发动这场人民战争，才能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入侵之敌。二是八路军和日军作战双方始终贯穿着大量的"对手戏",思路清晰，结构缜密，特别是对刘帅所创造和运用的军事战法"敌进我进"的作战思想，用许多生动的战例解析，使观众耳目一新。三是把真实人物和根据实情创作的虚构人物串起来，编成动人的故事，既真实又感人，整个故事情节向章回小说靠拢，战例丰富，故事性强。

三、现在拍摄《太行之脊》电视剧的现实意义

抗战胜利已经70多年了，虽然70年并不遥远，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段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历史在一部分人心里却越来越遥远。习主席提出不忘初心。许多老同志也提出要挽救历史。相比之下，当前文化界出现了篡改历史、摸黑英雄的歪风邪气，甚至甚嚣尘上，如果不及时制止，将危害青年一代，误党误国，前途不堪设想，所以我们这一代有责任还原历史，给为国为民的功臣一个清白。其实现在的情况是，不要说那些抗日神剧胡编乱造，丢人现眼，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究竟谁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都很模糊了，甚至立场都站错了。而《太行之脊》这部电视剧正是回答这个问题，结论是肯定的，就是共产党及他领导的军队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这部电视剧对现代人、特别是青年人揭示一条真理：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现在有的人说，抗战主要是国民党打的，因为国民党消灭日军的数量超过了共产党，我说不对，例如说，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到1938年10月一段时间里，国民党退居重庆，才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失去了半壁江山。而共产党八路军1937年敌进我进，深入敌后，在太行等广大地区英勇奋战，拖住了大量兵力，使日寇困于中原，而且共产党坚持持久抗战，一战就是八年，直至国内外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一举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共产党一心抗战，一心为人民，所以越战越强，队伍迅速扩大，解放区面积不断延伸，最终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在人民的支持下，解放了全中国。这一段历史说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华民族抗日的脊梁！当今日本军国主义又要死灰复燃，现在可用这段历史教育人们：如果我们脱离人民，就将会被人民所唾弃，将会亡党亡国，总之，有一条真理，兵民是胜利之本。

相信大家欣赏这部电视剧时，能够体会到我们的赤诚之心。

谢谢大家。

2019年1月6日

北戴河回忆

刘弥群

（原载《中红网—红色旅游网》，2021年4月15日）

左起：刘解先、妈妈、刘太迟、刘太行、爸爸、刘庆泰（三叔的女儿）、刘蒙、刘弥群。我妹妹刘雁翎因故不在北戴河。（刘弥群提供照片）

左起：刘解先、刘蒙、刘庆泰（三叔的女儿）、刘弥群、刘太迟、刘太行。（刘弥群提供照片）

最近，北戴河的同志希望我能回忆一下我的父亲刘伯承在北戴河生活的情况，以教育青年一代，我觉得我应该尽力。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父母在暑期多次带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到北戴河疗养，一方面他们休假，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到海滨游玩。在北戴河的那段经历，是我们年轻时最幸福的时光。

我们的父亲在平时很难得和我们在一起，现在可以带着我们下海游泳，采蘑菇。北戴河夏天的雨后山上，树底下长了很多蘑菇，而且长蘑菇的地方总长蘑菇。爸爸虽然只有一只左眼，还是远视眼，但是他眼睛特别尖，他总是能首先发现蘑菇。他用拐棍指给我们，我们跑去摘。蘑菇种类特别多，有红蘑、鸡腿菌、肥肉蘑，还有松菌等等，他都认得。爸爸让我们每个人都学会游泳，我们都是他带下海的。还要我们学习骑自行车。让我和弟弟妹妹们向站岗的警卫叔叔学习，拜他们为师，学习军拳，这些都是自立、自卫的手段。暑假不能老玩，一定要把暑假作业完成好。此外，爸爸辅导我们念古文，比如《古文观止》，一句一句地做解释。那年我是高二，我的俄语学得不好，爸爸耐心地辅导我俄语。他说，外文的单词就像铜钱，文法就像线，只有用线把铜钱穿起来，这钱才会变得有价值，让我从语法上下功夫，并一点一点地教。我逐渐对俄文感兴趣起来，高三我的俄文成绩进步很大。他常跟我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没有任何遗产给你们，你们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北戴河夏天有时雷雨很大。我记得有一天深夜，爸爸突然起来，把院子里的哨兵叫到门廊里来，和蔼地对他说："不能站在院子里树下，打雷会劈到你。"还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坐在院子里，围着许多基层官兵，他们在座谈，氛围很融洽，好像师长和孩子们，我想他还是像战争年代那样爱兵如子。

1963年夏天，我们又去北戴河休假。一天，听说经常给毛主席照相的侯波阿姨要来给我们拍照了，真把我们高兴坏了！照完后，果然效果不错，我们每个人都很满意。

1964年夏天，我爸爸又要带我们去北戴河疗养，这次我没去，因为我正在北京航空学院上二年级，暑假学校让我们自愿报名到农村参加劳动。这种事情，爸爸自然要我们积极参加，到群众中去，到劳动人民中去。

但是听说我们家不久就从北戴河回来了，说我爸爸青光眼犯了。那一天下午，我爸爸收到了1964年7月1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就是《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共有四个半版面，字密密麻麻的。他就在楼上办公室如饥似渴地看着，一直看到黄昏。当时室内的光线不太亮，他突然就感觉看不见了。很快，有关部门就调了专列，及时把他送往北京的医院，做了手术。手术恢复后，视力下降比较大，后来，我爸爸再也没有带我们去过北戴河……

日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这么关注《九评》？直到最近，我从图书馆要来了《九评》的影印件，仔细地阅读。

平时，我父亲在陪我们玩和教我们学习时很耐心，话语中充满了故事和笑话。但是，对于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倾向是毫不留情的。比如我们乱发脾气的时候，他就当面训斥或写字条："世上唯有少爷小姐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个人主义万恶之源";当我们偷懒，不参加集体活动，不珍惜劳动成果时，他就说："现在你们有优越的生活条件，是因为过去我们老一辈为党和人民做了一点工作，党和人民优待我们，你们沾了光，这种环境不适宜你们成长，这种虚假的资产阶级生活，养成了你们真正资产阶级意识。脱离群众，死路一条！"他屡次告诉我们，美帝国主义在战场打不过我们，和平时期就不一样了，美国总统杜勒斯就说过，他要搞垮我国的社会主义，就把希望寄托我们国家第三、第四代人身上。爸爸十分注重干部子女的教育工作，他曾经拿苏联革命后代，还有哈军工干部子女有的走上反动道路的内参给我们看。1962年，我爸爸看到教育部一则高校调查，马上写信给我哥哥："这次调查，成绩优良者10人，8个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一个是农民之子，一个是右派之子，而干部子弟一个也没有……要警觉，干部子弟生活优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自甘落后，这必须大力教育……"它在信中还询问哥哥："谦虚谨慎的学习在修养否？"他害怕青年一代变质，所以首先从自己的子女抓起。

次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马克思主义，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成功地把苏联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都得益于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摧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这些基本的东西，不仅是我们中国这样做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也是这么做的。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搞什么"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实质上就是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搞"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党",在国际上打着"和平共处"的幌子，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的国家，我们党不站出来，揭发他们，并与他们斗争，或者与他们同流合污，那么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共产党人百年来的流血牺牲不就付之东流了吗？对于我父亲来说，他能不急吗？

再者，当时苏联在赫鲁晓夫统治下，全面推行了他的修正主义政策，社会贪污腐败盛行，国有资产私有化，社会两极分化严重，高层频繁更换班子，老布尔什维克遭到了清洗，国内的官僚统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勾结，形成了特权阶层，导致最后于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九评》的预言变成了现实，此间经历了27年。

中国国内情况也不容乐观，当时党内高层出现了包产到户的主张，所谓"剥削有功"的观点，也散布甚广。当然，毛主席在世期间，那些向往资本主义的人，那些想贪赃枉法的人，特别当权派是不敢乱说乱动的。

可是在那个春天以后就不一样了，农业分田到户，国营企业私有化，两极分化严重，贪污腐败盛行。美帝国主义利用国内所谓民主力量多次制造动乱，要我们共产党下台，还制造了多起辱华事件……

中国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毛主席在《九评》里提出了十五条理论和政策。如果我们后来都照办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怎么会走这么多弯路呢？其实，我们当下就应该好好地阅读一下《九评》。可是我在网上没有查到《九评》，我是翻的旧报纸，才得以重读。毛主席特别关心青年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我们要与资产阶级抢夺青年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呢？

毛主席在《九评》里说：

他们必须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上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

他们必须是党和民主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敢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我想，现在如果都能够按照毛主席要求去做，我们才能不辜负前辈对我们的期望，实现我们祖国的伟大振兴！

（作者简介：刘弥群，刘伯承元帅和女红军汪荣华夫妇之女，解放军少将）

后记